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近来文字类AI工具的迅速崛起，更是直接连接了生活、工作和学习，给各方面都带来了变化。你在使用AI工具吗？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4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受访者最近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内容生成、教育辅助、效率工具是人们现阶段使用AI工具的主要用途。未来，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65.4%的受访者希望建立覆盖伦理、算法等各方面的AI法规体系。

　　陈柏彤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大三学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刚用完AI工具“豆包”，“从最初的ChatGPT到文心一言、DeepSeek……我用过很多AI工具。现在最常用的是豆包，感觉界面版块清晰，操作很便捷友好”。

　　29岁的杨靖坤是一名平面设计师，现在AI已经成为他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像豆包、DeepSeek这种文字生成类的AI工具我都在用。平时做平面设计时还会用图像生成类的，比如Midjourney、即梦。”他表示，现在设计行业借用AI辅助工作已经非常普遍了。

　　调查显示，78.3%的受访者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其中，近三成（27.7%）频繁使用。交叉分析显示，受访在校大学生（90.2%）使用比最高，其次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3.8%），国有企业工作人员（82.0%）排在第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中，年龄越大使用人工智能的比例越低，00后比例最高，为85.1%。

　　在各种不同的AI工具中，豆包是人们使用最普遍的工具，超六成受访者（61.0%）表示都在使用，其次是文心一言（48.6%），DeepSeek（44.1%）排在第三位。其他主要还有：腾讯元宝（17.9%）、讯飞星火（17.4%）、Kimi（16.5%）、ChatGPT（11.3%）、千问（10.7%）。

　　陈柏彤感觉，AI对自己学习的帮助挺大，“当毫无头绪不知从何下手时，我会和AI对话探讨，激发灵感。如果需要写一份专业性不强的材料，也会先用AI生成一版作为参考”。但是当准备要求高的或学术性内容时，她还是会靠自己。陈柏彤还会用AI进行图像生成，和AI玩游戏甚至对话聊天。“有次我用AI写小说，和它聊天讨论，感觉对方不仅能认真倾听理解，与我共鸣，还能发现对话人的亮点，并给予真诚的赞美。这令我非常惊喜。”

　　“我会把构思告诉AI，让它帮我完成一个初步与品牌方沟通的方案。它还能考虑到签订合同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挺周全的。”现在，杨靖坤工作中的文本生成工作主要借助AI来完成。

　　湖北周凝的孩子上小学六年级，她最近使用AI陪孩子练口语，“发音标准，回应迅速流畅，起初孩子都以为是真人在和她对话。外教费立马省了。”她感慨，除了免费，AI能够随时听候召唤，排队、坐车时都能把碎片时间充分利用起来，特别省心。

　　人们现在使用AI工具主要是做什么？调查显示，内容生成（文案撰写/图像视频生成）（62.8%）是第一用途，其次是教育辅助（知识问答/学习路径规划）（56.2%），排在第三位的用途是作为效率工具（文档处理/数据分析/信息检索）（52.4%），其他还有：健康管理（饮食建议/医疗咨询）（44.7%）、情感交互（心理疏导/虚拟陪伴）（28.1%）、商业决策（市场分析/投资建议）（10.4%）。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齐爱民提醒，虽然AI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也需要注意，AI系统通常依赖于使用大量用户的数据进行训练和优化，如果使用不当或缺乏监管，可能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和个人信息的滥用，甚至威胁公共安全。国家有关方面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加强公众对AI技术的深入了解，广泛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法律常识，提高整体安全防范意识。

　　陈柏彤感慨，她身边人包括父母都很关注AI，但目前AI对年纪大一点的人群还是有上手门槛的，“希望AI产品在设计上能更多考虑到中老年人群的需求，比如可以提供‘老年操作版本’”。她还很期待AI在娱乐情感方面能提供更多支持，“当人们能从AI那里获取积极有效的情绪价值，会给生活带来很多改变。也期待未来AI能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都有更深入的发展”。

　　杨靖坤觉得，当下文字类AI工具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幻觉”，“AI有时会捏造信息，把一些不实的信息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引用的信息来源也不真实，这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往往让人防不胜防，也很难查证信息的真实性。”他希望能够迭代优化模型，同时使用多样化、高质量训练数据，解决AI幻觉问题。

　　未来，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65.4%的受访者期待建立覆盖伦理、算法等各方面的AI法规体系；65.3%的受访者指出应尽快出台AI安全技术强制标准；59.6%的受访者呼吁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提升数字素养；35.5%的受访者建议健全AI服务行业监督管理制度与标准。

　　齐爱民指出，应在法律制度层面构建人工智能系统化的保障体系。首先，制定《人工智能基本法》，坚持以人为本，从整体上确定人工智能的基本规则，为各细分领域人工智能单行法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和立法基础。其次，针对人工智能的数据治理、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特殊法律问题，在《人工智能基本法》的基础上制定单行立法，针对性地解决人工智能数据治理问题与算法难题。“在人工智能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应贯彻分类分级的规范思维，同时坚持技术中立性原则，保持适度的规则弹性以适应技术迭代节奏，保障制度的科学性、稳定性与灵活性。”

　　受访者中，00后占9.5%，90后占48.4%，80后占34.4%，70后占6.1%，60后占1.4%，其他占0.2%。中学生占0.4%，在校大学生占6.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9.7%，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占20.3%，私营/外资企业工作人员占47.2%，个体户占7.7%，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占7.5%，无业/失业人员占0.6%，已退休占0.1%，其他占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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