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检察公益诉讼而言，是一组沉甸甸的数字。自2015年7月试点至2025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24.3万件。更为深刻的积聚，则是一套经过大规模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制度经验。

　　这经验，体现在检察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从法律列明的4个领域，稳妥拓展至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等14个法定领域，精准呼应时代发展与人民关切；体现在“审前程序”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绝大多数问题在审前高效解决，形成了司法监督与行政履职协同治理的中国路径；也体现在“益心为公”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构建起大公益保护治理格局。

　　这些源于本土、行之有效的“中国经验”，为专门立法提供了最坚实的实践根基与最迫切的时代呼声。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从实践探索迈向立法完善，是巩固制度成果、引领制度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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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淮安，一场特殊的诉讼曾引发广泛关注。2018年，曾某在微信群中公然侮辱救火牺牲的烈士谢勇，检察机关挺身而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最终判决曾某公开赔礼道歉。该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其意义远超个案。

　　“这起案件不仅捍卫了英烈荣光，更标志着公益诉讼正式向特定群体荣誉保护领域延伸。”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表示。

　　彼时，距2017年7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尚不足一年。法律条文中虽有“等”字这一兜底表述，但究竟是否排除其他损害公益的行为，实践中存在争议，司法探索一度审慎。2017年7月至2019年9月，全国立案的214740件公益诉讼案件中，四大法定领域案件占比高达99.97%。

　　然而，社会的飞速发展不断催生新的公共利益保护诉求，新领域的公益损害问题不断浮现。“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和人民群众对公共利益的更高期待之间，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公益诉讼范围的拓展也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制度始终紧跟群众需求。检察机关以“稳妥积极”为基调，开始对新领域进行探索：从校园周边烟草销售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风险，到个人信息在数字世界的“裸奔”；从伪劣灭火器暗藏的公共安全隐患，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涉及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民众的急难愁盼同频共振。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为制度建设注入强大动力。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响应，将工作基调调整为“积极、稳妥”，并于次年印发专门指导意见，为全国范围内的新领域探索提供了遵循。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捍卫“英烈荣光”，从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到守护“个人信息安全”，一系列标志性案件不断涌现：上海检察机关办理手机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案，浙江诸暨检察机关整治骚扰电话和购房信息泄露问题，贵州榕江检察机关为保护传统村落侗寨依法提起诉讼各地探索呈星火燎原之势。

　　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印发，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这一年，成为公益诉讼立法版图“大拓展”的关键年份。

　　未成年人保护法、安全生产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多部法律修订，均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此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反垄断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相继写入相关条款，检察公益诉讼呈现出“4+N”的开放态势。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决定了公益诉讼能够抵达的深度和广度。“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为领域拓展提供了明确依据。”徐向春表示，“截至目前，已有26部单行法增设公益诉讼条款，实现了从法律赋权到实践探索，再到制度成熟的有效闭环。”

　　此外，为指导各地统一法律适用，最高检自2017年起分批发布多个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为各地检察机关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提供有益指导和补充。“以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为例。”汤维建教授介绍，“其采取了概括主义+实践探索的路径，检察机关首先在案例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文身治理等五大领域扎实履职，再逐步拓展，实现了由点到面的稳步推进。”安全生产等领域保护标准的明确，同样得益于典型案例的指引。

　　案件范围的拓展过程始终伴随着现实挑战。汤维建坦言：“当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授权。相关条款分散在二十余部法律中，导致检察机关在新领域履职时，其主体资格不时面临于法无据的质疑。”

　　“成熟的实践亟须固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也认为，分散立法难以系统体现检察公益诉讼独特的职能定位与程序规律，难以满足其不同于普通诉讼的特殊程序需求。

　　福建长乐古槐镇的村民，终于不必再为一座垃圾山掩鼻而过。那座堆积多年、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露天垃圾山，在一次由检察机关召集的“圆桌会议”后被彻底清运。

　　“会上，各方把责任厘清、方案敲定，效率很高。”时任镇长刘晓玢回忆。这场会议，是检察公益诉讼“审前程序”发挥作用的生动缩影。“审前程序是检察公益诉讼创新的程序设计，它要求检察机关在发现公益受损后，首先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或公告督促有关组织起诉。”汤维建解释，“它旨在用最低成本、最高效率保护公益。”

　　试点期间，“审前程序”就被印证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最大发力点。2017年，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将其规定为必经程序，并成为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由此塑造的，正是以“审前程序”为支点，由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力量共同维护公益的大格局。

　　这标志着“审前程序”绝非简单的“纠错问责”，而是通过加强对公益损害问题的监督，助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理念引领下，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检察机关以磋商、听证、检察建议等非诉方式督促协同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推动绝大多数案件在审前环节得以解决。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办理“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案”，面对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的治理困境，最高检多次组织公开听证会，邀请地方政府、专家、渔民代表等同堂议事，最终推动沿湖五县市摒弃分歧，成立联合公司，走向统一保护、协同发展之路。“听证是为了评估整改、凝聚共识、接受监督。”徐向春说。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湖南永州摩崖石刻群保护案。面对29处文保单位中10余处岩体开裂、70%石刻濒危且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的严峻复杂局面，检察机关启动上下一体化办案，分层级精准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争取近6000万元修缮资金，并通过圆桌会议凝聚共识，最终推动《永州市摩崖石刻保护规定》出台，构建起长效保护机制。

　　2021年，最高检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这是该制度建立后首部全流程办案规范，系统完善了检察建议的制发、送达、跟进调整等程序，防止“一发了之”。

　　为确保整改到位、问题不反弹，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在“质效优先”导向下高质量发展，最高检要求各地办案秉持“持续跟进监督”理念，确保公益得到切实维护。在河北邢台，检察机关通过“回头看”，发现已整改的建筑垃圾问题出现反弹，随即通过磋商会议推动建立了长效监管机制。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邀请残障人士作为“公益观察员”，实地体验确保无障碍设施真正“可用”。

　　监督的“后半篇文章”越做越实。数据显示，2017年7月至2024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10.1万件；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近79万件，回复整改率达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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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践中仍存在整改标准不明确、后续监督缺乏刚性保障等问题，亟须立法予以规范。”徐向春说。汤维建也表示，当前关于审前程序的规定散见于不同法律，对主体范围和诉权行使顺位的规定不尽一致，对统一适用造成了一定障碍。

　　“检察公益诉讼具有督促性、协同性。”徐向春向记者阐释道，督促之诉是以监督促履职。协同之诉是以协作促共赢，二者在实践中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检察公益诉讼的运行逻辑。

　　对此，汤维建认为：“检察公益诉讼是一场撬动多方力量的大合唱。这项制度通过向上衔接立法、向下联动行政、横向凝聚社会力量、深度融入国家治理链条，致力于形成保护公共利益的持久合力。”

　　这场“大合唱”的序曲，常常始于人民群众的“身边事”。在四川九寨沟景区，一名乘坐轮椅的游客发现观光车缺乏无障碍设施，上下极为不便。这一细节被“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的志愿者熊红霞捕捉并提交。该线索很快转化为检察机关督促景区完善无障碍环境的履职案件。

　　作为最高检搭建的公益诉讼线索平台，“益心为公”已集结12万余名志愿者，累计向检察办案系统推送线万余条。从景区无障碍设施缺失，到小区垃圾噪音污染，再到农田灌溉水源被污染，这些来自群众的具体诉求正成为公益诉讼的“案源库”。志愿者既是线索发现者，也是整改监督员，全程参与案件听证、效果评估，让公益保护精准对接民生需求。

　　系统治理的协同效能正在持续显现。记者梳理最高检近年发布的典型案例发现，“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协同维护公益”的模式贯穿始终：针对渤海海域污染，检察机关联合生态环境、海事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聚焦长江河道非法采砂，最高检携手水利部、公安部部署联合执法；围绕土地执法查处难题，与自然资源部共同出台试点方案

　　数据显示，全国已有27个省级党委、政府出台支持检察公益诉讼的意见，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发布专项决定，最高检与30余家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协同履职机制，“河（湖）长+检察长”“林长+检察长”等协作模式在各地落地生根。

　　河北秦皇岛官沟道黑臭水体污染案，就是协同治理的缩影。曾经，沿岸生活污水散排、工业废水偷排让河道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检察机关立案后，邀请环境工程专家、“益心为公”志愿者组成办案智囊团。专家实地监测锁定污染源头，志愿者全程跟踪整改过程，推动相关部门制定“截污控源+生态修复”方案，让臭水沟变回清水河。“督促各主体主动纠正错误、弥补公益损害在这个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汤维建说。

　　为破解新领域、新类型案件的专业难题，检察机关积极借助“外脑”。最高检与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公益诉讼研究基地，针对调查核实权范围、起诉标准等理论争议开展研讨；聘请高校学者、行业专家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为文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专业案件提供智力支持。如今，中国检察公益诉讼的协同治理经验还登上了世界自然保护大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等国际舞台，被称为“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

　　当然，协同之诉的前行之路并非坦途。徐向春谈到，公共利益的内涵和把握、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的认定标准等问题仍有待深化研究；在实务层面，部分领域起诉标准不明确、跨部门协同合力不足、办案队伍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挑战，正是未来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的发力点。

　　十余年砥砺前行，检察公益诉讼已成为中国特色公益司法保护的中坚力量。新征程上，检察机关将坚守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深化相关实践，切实把“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落到实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公益司法保障。